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作者：李壮，银河集团9873.cσm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
摘要：在政府鼓励引导资本下乡的背景下，村企如何实现互惠共生是促进乡村振兴与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议题。基于鲁西南柳村旅游开发十年历程的调研，分析村企互动均衡何以可能。研究发现：（1）受社会交换论启发，建构“双向借力”概念，解释村企互动均衡的理论逻辑；（2）从长时段看，村企双向借力需要相应的维系机制，包括积极有为的村集体中介机制、村企“资源—能动”借力机制、适时转变的互动平台机制，保障双方从零和博弈走向平等沟通、利益聚合；（3）从村集体、村民、企业的收益分配上看，村企围绕“做大增量利益”双向借力，形成双方合意的共富效果。最后，“双向借力”并非涵盖村企互动均衡的所有样态与机制，而是强调社区参与、资源互补、资本有机嵌入等因素对促进村企互惠的共同作用。
关键词：资本下乡；双向借力；村企关系；共同富裕
引言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资本要素投入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进入新时代，国家出台专门政策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力量。然而，近年来学界对“资本下乡真的能促进乡村振兴吗？”展开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工商资本下乡可以在弥补农村发展的资金缺口、培育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青年人才返乡、作为乡贤助推乡村善治等方面改变三农面貌。而批评者认为资本下乡的实践运作往往会背离政策文本愿景，可能带来小农挤出效应、公共利益损害和产业安全挑战等问题。从上述正反评价看，资本下乡之于乡村振兴或许是一把双刃剑，即使在相似环境条件下，同类产业领域资本下乡的效应也会有巨大差异。
本文需要追问的是到底什么样的村企互动能够引起资本下乡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后果。在回顾既有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该从主客观、双主体因素的互动角度重新认识村企关系，村企互动失衡与否是导致其后果的中介性机制。本文试图从理论建构和经验检验出发，解释乡村振兴背景下作为村企互动均衡的“双向借力”模式何以可能，以及村企“双向借力”对于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以期深化资本下乡与农村发展之关联研究。
一、从失衡到均衡：
村企互动的研究进路与分析框架
需要交代的是，本文把村企互动定义为“资本下乡后外来企业与所在村庄（包括村集体和村民）围绕产业经营、利益分配而产生的动态关系”。资本下乡能否产生应有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以及政治效果，本质在于村企之间能否进行良性互动。
（一）关于资本下乡后村企互动的研究进路
随着资本下乡热，官方媒体陆续报道“富了老板，亏了老乡”“吃大户，薅羊毛”等消极结果，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反思资本下乡背后的村企关系及其失衡原因。总结而言，既有研究主要从精英俘获和社会关联两条研究进路解释村企互动为何失衡。
一是资本下乡的精英俘获视角。21世纪初Diya Dutta等人提出“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概念，解释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援助项目效益损耗的原因，通常指具有政治、经济、信息、社会关系等资源优势的少数人强势占有本应多数人享有的资源，导致项目发展的整体效益偏离预期目标。学界藉由精英俘获视角分析下乡资本垄断项目收益的运作逻辑。例如，有研究揭示企业从纯粹经济人的本性出发，利用政府优惠政策和自身资金、技术、信息等优势，尽可能形成产业飞地，进而控制产业链，挤压小农生存空间，以及在缺乏政策规制下倾向于非粮化，把经营风险转嫁给农民；另发现政企合谋是导致村企互动失衡的结构性原因，如基层政府、村级组织与工商资本结成“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追求政绩与土地增值利润,却忽视农民公共利益和民主参与。此研究进路的贡献在于指出村企互动失衡源于企业与农民群体之间的地位悬殊和零和博弈。然而，精英俘获视角存在两个解释缺陷：一是有实证研究表明在政府招商引资下企业的赢利诉求与村庄社会利益是可以兼容的，并非零和博弈；二是在土地性质管控趋于严格和防范耕地非粮化的今天，对资本下乡变相从事非农产业的规制越来越强，攫取农村资源增殖利润的空间自然被缩小。这需要研究者将研究视点从企业行动主体转向企业与村庄的关系，同时追踪资本下乡的制度环境变化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
二是资本下乡的社会关联视角。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Granovetter Mark、Swedberg Richard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提出嵌入性范式，主张“经济行为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受此分析范式的影响，近年来学者愈发强调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的关联程度影响企业经营成效与村民受益状况。徐宗阳对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考察后发现，下乡的工商资本游离于村庄社会结构之外，资本的外来性使之不能很好地融入乡土社会，从而导致村企互动不畅的问题。与之相反，吕鹏等基于产业扶贫项目的个案分析，发现下乡企业通过组织、人力、生产嵌入、差异化嵌入等方式，使外来的扶贫产业适应本地产业与社会基础、对接中小市场主体，最终实现“有机嵌入”的村企合作局面。亦有少数研究显示在浙江乡村旅游开发中村集体的主动性嵌入，即村庄将村内劳动、资金、生态资源股份化，从而与下乡企业“统合发展”，主导村企互动过程和利益分配。整体上看，资本下乡的社会关联视角是把乡土社会视为偏静态的结构性因素，过于强调企业之于村庄社会结构的适应和改变，而忽略了村庄行动者在分享产业利益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影响村企关系的策略选择，未分析共同利益关切下村企关系网络如何调适以及双方的资源如何交换。
总之，上述研究要么关注企业对乡村的剥夺机制，要么分析乡村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策略，而较少关注村企之间围绕共同利益和发展共识而形成的互动关系和机制。本文通过反思既有研究的贡献与局限，尝试建构一个融村企互动的制度环境、各自能动性、资源优势、动态过程为一体的概念性框架，突破精英俘获或社会关联的思维窠臼，揭示在宏观制度环境中村企双方寻求资源交换与双向嵌入的实践机制。
(二）“双向借力”：一个村企互动均衡的概念性框架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交换论认为，人类的交往活动可以理解成交换关系，而相对平等的社会交换取决于个体或群体所拥有的战略资源、替代资源、强制力量和减少需求、共同价值机制。社会交换之所以持续互动，是因为他们从相互交往中通过交换得到了某些彼此需要的东西和相互强化的激励。社会交换不是一蹴而就的，就长远看是一个吸引、分化、冲突、整合的辩证过程。受此理论启发，笔者认为资本下乡的过程可以视作外部资本与本地乡村社会的交换过程，试图建构一个村企互动均衡的概念性框架——“双向借力”，分析其可行性的实现机制。
依据资本与村庄的博弈地位，村企互动可划为四种理想类型：“强资本-弱乡村”的资本剥夺型互动、“强乡村-弱资本”的村庄统合型互动、“弱资本-弱乡村”的村企停摆型互动、“强资本-强乡村”的村企双向借力型互动（其比较见表1）。考虑到现阶段农村资本稀缺的普遍性事实，“强资本-弱乡村”的资本剥夺型互动最容易生成，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如江浙）农村因美丽乡村建设起步早、村庄能人较多可以生成“强乡村-弱资本”的村庄统合型互动。
对于大部分普通农村而言，资本下乡之后，只有经过村企磨合过程，乡村社会与企业之间才会型塑出“双向借力”型互动：一方面，企业资金和管理技术等下乡落地，通过向村庄社会借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扩大产业经营，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增殖利润；另一方面，村集体、普通农户发挥能动性，借企业投资之机遇将村庄潜在资源的价值发掘出来，获得一般农业收入之外的更多收入。这两方面的村企行动是资本下乡的一体两面，是互惠共生的均衡互动过程，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产业可持续性发展而不陷入失衡困境。村企“双向借力”通常不是一次性交换行为，而是一个寻求资源互补和逼近利益均衡的多次交换过程。
本研究不止于“双向借力”的理论建构，还以鲁西南柳村旅游开发为关键个案，解释村企互动均衡如何一步步达成，“双向借力”的实现机制又是怎样的，最后探讨“双向借力”模式对村、企、民三方的共同富裕效应。本文之所以选择柳村为田野点，在于不同于江浙地区优越的资源禀赋，它是一个位于省会城市与四线城市之间的鲁西南纯山区村，经历了从默默无名的穷村到依靠资本下乡打造农文旅融合产业的新村蜕变，可以作为研究我国普通农业地区村企合作的典型村庄。笔者从2022年6月10日--7月20日在该村驻村调查40余天，分别与所在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外来企业副总、营销工作人员、村党支部现任书记、老书记、农家乐老板等关键人物深度访谈，实地观察旅游项目运行状况，查阅镇政府的记录材料，了解柳村旅游开发十年曲折历程，以及村集体、企业、村民的收益变化，为研究村企互动过程、机制与效应提供充分的经验材料。
二、“双向借力”的实践过程：
柳村旅游开发十年历程
柳村背靠泰山余脉夹云山，位于济南与泰安交界处，列入泰山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该村有4个自然村，现有460户1299人，党员84名，村两委成员5人，山林6000亩，占总面积的70%，自1992年来老书记带领群众治山治水，种植樱桃、核桃、板栗等，森林覆盖率98%，形成山顶松柏带帽、山间刺槐拦腰、山下果树环绕的立体林业格局，积累了丰富的生态资源。在抢抓政府打造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的机遇下，经过2013-2022年村企磨合（见图1），柳村与山东AS集团“双向借力”，趋近互惠共生。
图1 近十年柳村村企磨合与旅游开发过程
（一）初期：政府招商与资本下乡
一般而言，资本下乡受到推--拉力量的驱动。在旅游开发初期，AS集团投资柳村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政府乡村旅游产业定位和涉农项目补贴的叠加红利是AS集团下乡的拉动力。近年来山东省政府对标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经验，计划“2020年到2022年底全省建成1000个左右景区化村庄”，打造齐鲁特色乡村旅游业。柳村所属的泉镇政府基于自身山区生态资源突出的特点，把打造乡村旅游业作为一个长期的中心工作。2013年泉镇党委W书记积极与省龙头企业AS集团联系，努力将水土保持项目、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项目等补贴打包，招引AS集团进驻夹云山，商定十年投入2.4亿建成夹云山4A级景区。泉镇L副书记和柳村L老书记总结出镇政府招引AS集团的两个理由：一是AS集团为省制造业百强企业，集服饰纺织、房地产开发、白酒生产于一体，资本实力雄厚，加之其J董事长的发家史与泉镇所在县的国企改制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J总在当地政府有着极深的人脉，政企之间互相信任；二是AS集团拥有成功运营乡村旅游项目的经验。
另一方面，借势转型经营和谋求高资本回报率是AS集团下乡的推动力。自2013年中央首次提出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反哺农业以来，工商资本为实现多元化发展、分散经营风险以及抓住优惠政策等多重目标纷纷投资农业。2012年AS集团的主营业务服饰纺织和酒业停滞不前，而此时泰安市房价一路上涨，该公司转而发展房地产业务。凭借J总的政治资源和政策嗅觉，AS公司很快找到旅游地产这一突破口。浙江安吉经验、江西吉安经验等已经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强大势能,以及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蓝海市场。2013-2015年该公司以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和以奖代补形式完成夹云山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景点改造，总投入1.2亿元，获得各种补贴4000万元，帮助镇村取得国家3A级景区称号，同时与镇政府、村委会签订乡村旅游开发协议。
（二）中期：村企由分离到初步合作
企业下乡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谋求高投资回报率。AS公司在景区改造后，立刻着手康养休闲山庄建设，2015-2016年完成康养山泉山庄一期施工，并且引入自己的地产营销团队进行线上线下推广，以仙居云山、品味自然为卖点进行租售。此山庄建设用地指标来源于泉镇“合村并居”产生的“土地增减挂钩”指标，山庄配套的2000多亩花海和天鹅湖用地来自柳村集体流转的林地。除了吸纳10余位村民在景区务工外，村集体和30个农户可以每年获得一定土地租金。除此之外，景区和山庄与柳村旅游业是分离的，村民无法自由进出景区。这种村企分离式景区运营模式引起了当地村民、村集体的不满。泉镇郎副镇长、柳村L老书记直言不讳地向笔者表达对此阶段村企互动的负面评价：
2015-2016年景区建成了，过去只有我们当地人知道有什么自然美景，AS公司投钱把这些自然美景改造成有噱头的景点，增加游客接待中心，这是他的功劳。景区门票一张20元，指望门票收入根本不可能收回近8000万元投入，AS公司主要是想借这个景区打造一个地产项目，通过卖房子才能把成本收回来。这是企业的盈利本性，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镇政府、村委慢慢觉得这样发展下去，景区根本带动不了柳村的乡村旅游，给村民带来不了收入，反而村民进入景区都得买票，村民有时候也向我们抱怨为什么夹云山成公司的了？！（泉镇郎副镇长、柳村L老书记座谈，20220712）
2018年AS公司再次向镇政府申请建设用地指标，准备建设山庄二期工程。此时，省委、省政府出台《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将柳村划为特色保护类村，要求努力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因此，二期项目无法获得审批。某天公司J总到山庄与泉镇副书记、柳村老书记聚餐，讨论如何发展真正的全域旅游，三方决定发挥本村林果业优势，策划四月樱花节、暑假采摘活动，增加景区小火车项目，以增加门票收入。为此，村干部深入景区附近樱桃园，挨家挨户说明搞采摘经济的好处，打消农户对企业的不信任，并且在节假日允许游客门前免费停车。
另外，2019年L老书记作为省级优秀党员代表去省委党校处级干部班演讲，认识了同班学员省委共青团的青年发展处领导，在多次自我推荐下山东省世界青少年实践基地落户夹云山景区，镇政府将此项目建设交由AS房地产公司，由柳村集体负责腾出一个自然村的宅基地作为山青项目建设用地。为此，柳村集体与AS公司以土地、资金、管理等要素入股共同成立柳村旅游开发合作社，共同运营山青项目。该项目每年固定吸引全国4.5万名学生，可以开展观光研学、户外拓展、农耕教育，为村企带来稳定的共同收入150余万，AS公司找到了除地产之外的赢利点，村集体每年除了土地流转费外增收30万元。
（三）后期：村企共商共建与项目可持续发展
在前期分离、中期初步合作后，村企逐渐互相信任，为更深入的资源交换、相互借力奠定基础。2019年柳村老书记退休，镇党委决定对该村党组织进行针对性优化。首先，L村邀请乡贤返乡，重组村级班子。镇党委回请时任某地产集团副经理ZXB（原村电工）任村新书记，通过能人带动、递进培养等方式，先后将1名在外经商人员、1名擅长果木种植的实用技术人才纳入村级班子。同时，邀请群众威望高的老书记担任顾问，组建了一支发展思路活、工作干劲足的“头雁队伍”。其次，在新班子的引领下，完成“三资”清理，确定构建“吃农家宴、住石头房、游夹云山”乡村旅游格局。正值“百企联百村”活动，泉镇党委、柳村党支部、AS公司党委结对共建党支部，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共建议事会。柳村Z新书记在此会议上提出“发展农家乐一条街”想法，AS公司J总非常支持这一计划，提出自己本身就有纺织、酒水公司，加上本地“八大碗”特色菜，完全可以提升盈利。随后，村委会“出力、出监管”寻找中心街道26个愿意改造农家乐的农户，AS公司“出钱、出策划”将自家酒水、床上用品以低价供给农户，并提供每户1.6万元改造费用，收益按集体20％、群众60％、公司20%比例分红，直接带动就业120余人。
2020年以来疫情对农旅的冲击成为村企深度合作的动力。一是公司辅助电商进村。此前，县商务局乡村振兴服务队想通过发展电商解决樱桃滞销问题。然而由于老年农民居多，几经动员无人响应电商培训。有次村委会与乡村振兴服务队陪同专家调研，与AS公司营销团队座谈，谈起电商进村困境，营销副总当即表示团队年轻人多还有抖音号，可以尝试直播带货。随后，柳村旅游合作社与AS公司营销部达成协议，营销团队每斤抽取2角钱作为报酬，2020-2022年帮助农户以高于收购价20%价格售出。二是利用地方性知识拓展乡村旅游。所谓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由人类学家吉尔兹提出，指某一地域空间中当地人所掌握的与当地文化和社会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知识。2000年柳村申请的“泰山·云茶”商标一度被搁置，起源于1970年的“南茶北引”因加工技术落后、销售渠道狭窄而陷入停滞。在AS公司J总介绍下Z股东的茶叶公司看中“泰山·云茶”品牌价值（据老书记介绍如今商标申请很难带有“泰山”字样），以农户+合作社+企业为合作形式，激活了原有的柳村茶。另外，AS公司鉴于周围景区寺庙香火经济，在村企共建议事会上向村委会提议重建土地庙的建议，以增加景区吸引力，然而上级政府并未批准。随后，柳村Z书记根据村志“孔子会盟夹云山”记载，提议以夫子庙代替土地庙，经过L老书记的奔走努力，孔子会盟遗址（本地人称夫子庙）成功落地景区。
随着柳村与AS集团村企互动愈深愈广，村企互动历经招引、分离与冲突、双向借力阶段，实现了村庄与企业之间资源优势互补、同向同力、融合发展。最终，柳村通过村企双向借力模式，推进企业、集体、村民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体，实现了三方共赢。
三、村企“双向借力”的三重实现机制
上述对柳村旅游开发过程的回溯性分析表明，柳村与AS公司“双向借力”样态并不是资本下乡后直接形成的互动状态，而是经历村企长期磨合逐渐趋近均衡的互动状态。纵观柳村旅游开发的制度环境、各主体能动性以及各自资源优势，我们可以总结出村企“双向借力”行动何以可能的三重实现机制（其关系见图2）：首先，从行动主体层面看，积极有为的村集体中介机制是启动村企“双向借力”的关键角色，有效化解社区参与困境、降低村企交易成本；其次，从行动空间层面看，在共同利益与发展共识的牵引下，村企之间“资源-能动”借力机制是维持村企“双向借力”的主要载体，有效实现双方的资源互补、把潜在资源优势变成实际资源优势；再次，从行动渠道层面看，适时转变的互动平台机制是促成村企“双向借力”的沟通桥梁，有效培育村企之间的组织资本、便于信息流通。在柳村旅游业开发的不同阶段，这三种实现机制处于不断调适优化之中，共同作用于村企互动，最终促成了村企双向借力的实践样态。
图2 村企“双向借力”实现机制框架
（一）积极有为的村集体中介机制
积极有为的村集体充当村民、外来企业与上级政府的中介是启动村企“双向借力”的关键角色。在当前乡村振兴中，村集体积极有为不仅靠村党支部的领导作用，还需要村两委班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混合型组织优势。
首先，农村党支部保持战略定力、引领村庄发展方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赋予农村党组织领导一切乡村工作的政治使命。柳村旅游业发展的前提之一是两代村党支部队伍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导村庄发展。前期，成长于农业集体化年代的L老书记凭借其近30年的道德权威，号召与组织村民参与绿水青山建设和发展林果业，为后期乡村旅游开发积累了生态资源优势。后期，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Z新书记及其年轻化的班子，拥有经营村庄能力，善用股份合作制等现代市场制度，保障村集体与企业的平等合作和利益均衡，防止资本剥夺村庄社区公共利益。
其次，建立在三权分置等现代集体产权制度上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盘活村庄资源优势、降低小农户与企业的交易成本。资本下乡形成的农业产业项目往往面临着“高交易成本、农户参与程度低、大部分增值收益溢出村庄等问题”。这些问题除了受到资本逐利本性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农村资源的分散性导致企业与农户交易成本较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粘合分散小农与资本的组织桥梁。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必然涉及旅游目的地东道主的“主体性”,社区参与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L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为改变AS公司旅游开发脱嵌于村庄社区的倾向，村集体先后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劳务合作社把分散的土地资源和剩余劳动力整合起来，承接AS公司的景区建设、日常管理用工需求。还通过与AS公司合股成立的L村旅游合作社，将L村的部分集体建设用地、村集体监管、劳动力、品牌资产等潜在资源优势变成实际资源优势，从而吸纳更多农户参与旅游业、打破单纯收取企业土地流转租金的合作经营模式。
（二）村企“资源—能动”借力机制
在发展产业上，企业与村庄各具资源优势。在共同利益和发展共识下，村企之间存在资源互补的广泛可能性，构成村企双向借力的行动空间。而真正促成村企围绕产业发展目标借力，还需要村企主体发挥能动性，否则无法链接彼此资源。
一方面，村庄借力企业。由于缺乏资金和营销渠道，一般村庄即使靠上级政府补助和集体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生态资源，也无法将潜在生态资源优势变成实际乡村旅游发展优势。显然，资本下乡是破解农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困境的必要条件。本案例中夹云山景区建设、柳村茶叶市场化都体现村庄如何借力企业。
我村虽然山林资源不错，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开发，村集体的钱大部分都用于村庄日常运转了。AS集团到我村之后，我们打包给企业一些林地，建设了2000亩花海景观、4000万高标准建设田园综合体项目，打造了植物主题农场、香草园等景点，昔日山岭薄地变身“世外桃源”，每逢节假日有不少城市人来这里玩，景区年均游客接待量达30万人次。村集体有200亩茶叶，是山东省最早一批南茶北引，这些年我们设备、炒茶技术有限，外地人喝不惯我们茶味，茶叶不好定价，基本供给茶贩子。去年听说AS集团的一个大股东有茶叶公司，我们就想跟他合作，J总牵线搭桥让我们建立合作关系，收购我们茶叶，炒茶、销售等都委托给公司，还把“泰山·云茶”商标授权给公司，每年给村集体分红10%。（柳村L老书记、Z新书记座谈，20220710）
另一方面，企业借力村庄。项目可持续发展需要挖掘乡村资源。外来企业具有市场化资源优势，缺乏体制内资源和村庄在地性资源。首先，行政村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加之村干部的政治社会关系，可以比外来企业具有更多的本土体制内资源。AS公司旅游地产项目受到土地用途管制政策限制，产生持续盈利困境。此时，身为省级优秀党员的L老书记靠个人的政治资本为之拉来稳定盈收的新项目。再如，企业在村志“孔子会盟”记载上借题发挥，经村委会和老书记积极向上申请，得到建立夫子庙的政策资源。其次，企业外在于乡村熟人社会，不容易与分散农户的交易。村集体作为村庄的代理人与当家人，可以助力企业对接农户，从而应对项目运行中的复杂矛盾，消除企业与相关农户的信任危机。例如，AS公司承办山青项目之时，依靠村两委力量动员80个农户上楼，更为关键的是面对钉子户，企业多次上门协商无果，最后老书记和新书记出马，用亲缘关系和村集体额外承诺解决了该矛盾。总之，在资本下乡过程中，企业把本土社会的优势当做化解本土社会抵抗的润滑剂。
（三）适时转变的互动平台机制
村企互动平台的搭建与调适是村企双向借力的行动载体。从组织经济学解释，村企互动平台起到生产组织资本的作用。组织资本是协调个人或经济主体行为的力量，并以此而形成集体行为秩序的能动因素。资源要素聚合导入生产过程离不开组织资本有形无形地发挥着强有力的调控作用。只有基于组织资本，经济才能运行。如何建构合适的村企互动平台是村企组织资本形成的关键。
在L村旅游开发的不同时期，村企互动平台经过从个人化联系到制度化联系的转变，为消除隔阂、信息沟通、资源互补提供通道。具体而言，在AS公司下乡初期，村企之间互动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介绍、村党支部书记与企业负责人的开会沟通。除了行政会议外，由于柳村老书记与AS公司分管旅游的一名副总都有政府工作经历，可以进行比较多的私下交流。总体上，初期这种沟通带有较强的个人化交往色彩。个人化的联系方式有助于项目引进、简化互动程序，在项目初期以及中期提高村企互动的效率，起到招商引资尽快落地的目的。
2014年，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摆在L村书记面前的难题。山东AS集团的一个副总曾经是我市某镇的干部，L村老书记曾与他共同工作过。于是，我们让老书记通过以前的这位同事联系到山东AS集团J董事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L村就与集团达成了共同开发协议。在项目落地初期与中期，对接方面一般以镇政府会议进行或者村干部与企业副总私下沟通。（郎副镇长访谈，20220712）
但随着中期AS公司变相开发旅游地产引发村民不信任，村委会想引导AS公司回归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上来。于是，以旅游合作社为互动平台就成为村企之间资源整合和利益分配的一种选择。再到后期由上级党委发起的村企结对共建党支部活动，正式将乡镇党委、村党支部、企业党组织联结起来，以党组织程序原则定期召开协商交流会议，增加了政府、村庄、企业的交流密度和责任感，便于及时融通三方资源和需求。这种制度化联系方式避免了村企沟通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总之，随着项目合作深入，村企互动平台由个人化联系向制度化联系适时转变，有助于理顺村企关系治理、增强村企互动的可持续性。
四、村企“双向借力”的共富效应
从乡村振兴的愿景看，资本下乡的良好效应不是单一的企业下乡赢利，而是村集体、村民、企业之间的包容性发展，也就是各行动主体的共同富裕。作为村企互动均衡的一种样态，“双向借力”的效果不是村企平均分配利益，而是村企围绕做大增量利益，促使村集体、村民、企业产生共同富裕的合意状态。
（一）公共性凸显与村庄集体经济增收
一般而言，资本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往往不愿与村庄分享收益，致使产业打造缺失公共性。公共性缺失通常表现为当村集体资产被资本化后，由于村庄参与产业经营的治理空间狭窄，企业有可能只去追逐资本的特殊利益而非村庄的公共利益。作为柳村双向借力模式的治理架构，党建引领、社区参与、资本运营的产业治理格局化解资本私性与村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实现资本盈利与村集体经济增收的双重效果。
在与资本合作中，两代柳村党组织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村集体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和自身关系资本的运用，以此掌握村庄旅游开发的主动性，先后获得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泰山先锋”红旗党支部等称号。首先，在招商引资前，村集体按照集体产权股份化改革原则进行林权改革，把3135亩生态林和300亩经济林全部确权到户，按户颁发林权证，作为林业资源收益均分凭证收益按集体40％、群众60％比例分红，为后面村企合作提供产权支持。其次，村集体与AS公司达成了共同开发协议，先后组建劳务合作社、村企旅游开发合作社，不仅给村集体带来土地发包收入每年45万元、劳务管理费5万元，还分享农家乐一条街、山青项目、茶叶品牌等的部分增量收益26万元。总之，正是村党组织的积极有为既帮助企业拓展产业多样化，又争取到壮大集体经济的多元途径。集体经济的跃迁为柳村发挥二次分配效应以及提升公共服务的社会福利作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奠定物质基础。
（二）多产业融合与村民收入瓶颈破解
改革开放加速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结构变化。一方面，以青壮年为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山东等地政府开展农产品结构调整，在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同时，经济附加值较高的各类经济作物和特色作物生产发展，诞生一些林果专业村。但是，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缺乏流通渠道和资本要素投入的约束下单纯经济作物的种植收入容易陷入瓶颈期。已有研究指出，农村“三产”融合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不仅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直接的缩小效应,还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加速城镇化两个间接途径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柳村与AS公司通过双向借力，共同发掘和整合柳村林果业、自然山水风光等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同时将景区与村民办的农家乐、采摘园融为一体，将资本投入与村庄潜在人文符号资源（孔子会盟记载、泰山云茶品牌）结合，延展了村民传统林果种植的收入渠道，带来旅游观光业、餐饮业、与市场衔接的农业，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了种植农业向多功能农业的蝶变。双向借力模式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影响，除了增加土地流转租金外，还具体包括：一是村党支部与企业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运营模式，领办劳务合作社和旅游合作社，为景区提供用工、管护、打井等服务和共办农家乐，直接带动群众就业150余人，人均增收2.5万元；二是为丰富景区收入，企业与村集体合办泰山茶专业合作社和签订樱桃直播带货协议，引入专业团队古茶繁育，鼓励周边农户发展种植200亩，发挥原有商标的品牌价值，采取“合作社+公司+农户”模式，农户种茶、合作社加工、公司销售，合作社每年向20余户分红10万元，同时直播带货方兴未艾替农户打开新的销售渠道。
（三）在地资源活化与企业可持续能力
社会关联视角下资本下乡从事乡村产业开发的“孤岛化”模式必然不可持续，原因在于这种模式割裂了农村产业与农民生活协同的有机空间，挤压农民权利，难以充分获得本土资源优势。对于乡村旅游业而言，来自城市中产阶层的乡土性旅游审美要求乡村旅游业必须具有乡村本来的自然风光和乡村本地的人文特色。这种产业的特殊性促使下乡资本重视与乡村社会的合作。进而言之，外来企业要尽量消除“外来性”，畅通村企互动渠道，方能活化更多的在地资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AS公司在柳村旅游开发十年的历程中，起初想借政府招商之政策优惠和行政庇护，变相从事房地产经营，但很快被土地用途政策管制所限制，走上真正从事乡村旅游开发的正轨。总结起来，该公司与柳村做到了三个方面的借力：一是旅游资源开发由纳入景区规划的山林资源向未纳入规划的农户家庭资源延伸，例如借助村委力量，动员景区周围20个农户樱桃园融入旅游项目以及吸引26户农户接受农家乐改造；二是旅游产品开发由显性在地资源利用向隐性在地资源利用延伸，例如前期和中期AS公司重视山林水整治，后期寻求乡村政治能人的人脉、茶叶品牌和村志等人文符号资源的变现；三是旅游业态开发由单一观光式向农文旅综合式延伸，例如前期企业只想靠收门票和租售养老地产盈利，中后期认识到全面打造集旅游度假、采摘观光、餐饮住宿、文化消费、特色农产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旅游业，为企业盈利注入了持久动力。
诚然，在柳村与AS公司的“双向借力”模式中，主观上外来企业或许仅仅为了下乡寻找资本增值机会，但客观上外来企业在与乡村多次资源交换中形成共富效应。村企“双向借力”既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村民增收，又帮助企业真正嵌入乡土社会、基于资源互补而获得可持续性盈利。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村企互动均衡何以可能
本研究选择乡村旅游开发作为讨论村企互动的合适场域。相比于其他产业资本下乡，其乡村旅游产业的特殊性在于其产品必须充满乡土性，这就决定了资本无法在与村庄区隔的情况下发展乡村旅游业。实践中，违背此规律的资本下乡一般化运作过程如下：初期，资本下乡把优质的乡村生态资源圈占建成旅游区；后期，变相开发房地产或出售资源赚取乡村资源的增殖利润后迅速撤场，或因除门票收入外没有可持续性收益渠道而寿终正寝。如此经营的结果要么资本剥夺农村、要么村企双输。这类资本下乡难以产生共富效应，源于村企互动没有处理好村庄乡土性与资本盈利性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无法形成村企包容性发展。村企如何达成均衡互动是造就村企包容性发展的核心环节。
既有研究主要从精英俘获和社会关联视角解释村企矛盾的产生及其企业主体调和矛盾的单向行动。反观鲁西南柳村十年旅游开发史，本文发现可以从长时段双向互动视野考察村企互动均衡的实现机制：对于普通地区农村而言，村企可以通过“双向借力”模式实现均衡互动，通常居于强势博弈地位的下乡资本之所以能够与处于弱势博弈地位的村庄社会进行均衡互动，共同发展乡村旅游业，至少要具备一个前提条件、三个维系机制。首先，地方政府对下乡资本的严格政策规制是防止资本下乡异化为资本掠夺乡村的前提条件，为农民分享资本增值收益提供空间。柳村旅游开发初期，泉镇政府并未细化相关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和村庄分类政策，留给AS公司村企分离、变相开发房地产的运作空间。在中期政策细化后，AS公司的资本逐利性受到政策规制的有效限制，为回归乡村旅游本性奠定基础。其次，村企“双向借力”需要相应的维系机制，包括积极有为的村集体中介机制、“资源—能动”借力机制、适时转变的互动平台机制，这三种机制凸显村庄社区参与对资本经营方向的引导力及对乡村资源的动员力，还为资本与乡村的资源互补、信任互嵌提供舞台，从而保障双方从零和博弈走向平等沟通、利益聚合。从全国看，随着农村“三变改革”实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兴起、党建引领功能强化，村企“双向借力”模式将愈发普遍化，越来越多的村企互动有条件避开资本下乡精英俘获的老路，走出一条符合乡村空间正义、村企民共同富裕的新路。
（二）研究局限
本文主要以一个普通的生态资源型村庄旅游开发为案例，分析资本下乡后村企互动均衡的实现机制与共富效应。虽然该资本下乡类型十分普遍，但是其村企双向借力机制并不能完全代表农业产业化、电商进村等其他资本下乡类型。一是从产权上看，生态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和结构粘连性，必须靠村集体力量整合起来才能发挥规模效应，促使企业必须与村集体组织保持良好的沟通合作。二是从旅游业态开发上看，作为物质层面的自然风光如果缺失村庄人文资源的支持，很难发展成为具有乡土文化特色和记忆点的产业。三是从政策规制上看，该村被划入特色保护类，进一步约束企业变相经营的短期行为。正是上述特殊条件构成了村企“双向借力”的场域。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双向借力”概念是否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导资本下乡促进乡村振兴，还需要进一步的案例比较研究和大样本的检验。
通讯员：李 壮
